他是杨森的儿子，本可按父命接替军长一职，却毅然带领部队起义了
1942年夏末，湘北稻穗扬花，影珠山脚硝烟弥漫。二十八岁的少校参谋杨汉烈趴在泥沟里，额头渗血，仍盯着前方的灰色雾气。他低声命令炮兵校正射角，炮声紧接着在山脊上滚开，把日军的突击队硬生生压了回去。
“弟兄们，弹尽了怎么办？”一名排长焦急地问。杨汉烈咬牙回喊：“用刺刀，也不能退！”另一名通讯兵劝他包扎伤口，他却摆手道：“血热，正好提神。”三个简短的呼喊，让枪声里的人心重新紧在一起。
前线峥嵘，与千里之外的成都府第仿佛隔着一个时代。那座大宅里，坐镇的是四川军政巨擘杨森——一生刀头舔血，却最惆怅子承父业。长子杨汉兴留学德国学军械，回国后转身投身实业，与父亲彻底决裂；次子杨汉烈成了老父唯一的军权接班希望。年轻人却偏不愿做“少帅”，偷偷报考黄埔，甘心降级从排长摸爬滚打。对他来说，战场比厅堂更真实。
长沙会战、一号作战、桂柳会战接连上演，20军伤亡惨烈。杨汉烈在影珠山带一百四十多人顶了整整三昼夜，弹药耗尽就拆机枪脚架当棍子。增援赶到时，他被抬下火线，肩胛刺刀洞穿，仍死死攥着望远镜。事后纪录里写着“英勇顽强，特予破格晋任团长”，但他只记得那几百名川军兄弟半数留在山坡上的尸体。
1945年，日本投降。父亲被调去当贵州省主席，把儿子从前线叫回身边，先当教导团长，再升旅长。贵阳官衙灯火通明，觥筹交错，投机商人排队送礼。杨汉烈礼貌推辞，却难掩心底厌倦。那些对战死弟兄的抚恤金，被层层盘剥得所剩无几，让他第一次动了“换条路”的念头。
1949年春，西南局势风雨欲来。国军大败，重庆一夜之间成了退路尽头。杨森六十五岁，自知大势不妙，悄然飞往台北。临走前，他把厚厚一叠委任状放在书案：“老二，你顶上军长，好歹护住咱们祖宗基业。”门扉微阖时，父子对望无言，空气里尽是时代将他们生生拉开的力量。
副军长景嘉谟却另有算盘，两个月后带走两个师投奔西昌自立。20军只剩七九师、三四九师和一个独立师。兵心浮动，饷银断绝，潼江岸边时常听见逃兵夜渡的水声。就在这乱局中，杨汉烈悄悄与解放军十八军取得联系。青羊宫的烛光里，他压低嗓门：“若能止战，愿率全师听调。”对面只回了一句：“顺民心者存。”
12月9日凌晨，小雪覆城。七九师先拔下金堂南关的碉堡，三四九师在沱江口封锁公路，独立师守电台负责通联。天亮时，军号换了调门，枪口也掉头。城内百姓推开院门，看见曾戴青天白日帽的士兵插上了红底金星的袖标，惊愕片刻后，随之簇拥送茶水、递糌粑，街口竟响起鞭炮。
西南局面就此崩盘。不到两周，成都光复。原20军三个师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9师，编入十八军序列。整训会上，穿灰呢军装的老红军排长与刚换帽徽的川军上尉并肩列队，谁也不敢多说话。政治处干事朗声宣布：“过去的伤疤翻篇，今天起同吃一锅饭，同打一面旗。”
杨汉烈走下讲台，把帽檐压得很低。他在日记里记下一句：“疆场易守，家门难回。”这一页日记没有日期，也不曾公开。后来，他奉命前往西昌，再次与旧友景嘉谟对话。景嘉谟站在营门口，苦笑：“当初若知如此，我也不跑了。”两人隔着风声握手，一段军阀恩怨随着收编公文散入档案。
川西平原归于平静，曾经横行多年的私人军队消散在重整的番号里。黄埔第16期的那名少校，在枪林弹雨与家国裂变之间，改写了自己的姓氏，也改写了父辈留下的军阀旧卷。山河依旧，但换了守护它的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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